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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銘文字有助於歷史研究，最著名的例子要數1799年拿破崙遠征軍在埃及發現的「羅塞達石碑」，專家把其中的古文字互相對照釋讀，終破解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內容，為埃及學奠定基礎。我國碑銘文字多不勝數，司馬遷(公元前145 - 公元前90年)寫《史記》時就已經注意收集秦代(公元前221年 - 公元前206年)石刻資料，以述說秦始皇(公元前259 - 公元前210年)的史事。北宋(960 - 1127年)年間，研究和收集青銅器物和碑銘文字的「金石學」興起，更出現相關的著述。發展至清代(1644 - 1911年)，金石學大盛，熱潮至1930年代仍未衰減。然而金石學的研究對象主要為古代遺物，而地方上廟宇、學校、道橋坊表的碑文，則只有部分被收入地方史志之中，隨著碑刻風化剝落，這些歷史資料亦會就此流失。

為保存香港境內的碑銘文字資料，香港博物館(香港歷史博物館舊稱)早在1986年出版了一套三冊的《香港碑铭汇篇》，該書共收錄585項華文碑銘文字，由科大卫、陆鸿基、吴伦睨霞和他們的研究助理在1978至1984年間所收集，原則上以1945年為下限，當中又以祠堂、廟宇和慈善團體所藏的碑刻佔大多數，是香港首本碑刻資料彙編。收錄範圍：1980年代前廟宇石碑、1945年前戶外石碑，及部分戰後石碑。

「香港故事」民俗展覽現正展出一塊由麻石打製的石碑，是1988年在港島銅鑼灣一帶修路時被發現，後移交香港歷史博物館，所以未收錄於《香港碑銘彙編》內。這塊石碑頂部用剔地起突手法製成浮雕匾額，上面陰刻「聯福碑」三字，石碑經鑿打後，主體部份低陷，兩邊形成突起的框線，中間列出32個善信的名字，其中兩人被列作「福首」。他們在光緒十二年(1887年)，為建造廟門前的石壆欄河，共集資235元，並立碑以誌其事。碑文全部用陰刻方法鑿成，線條中未發現有顏料痕跡，可能一直沒有被填上顏色。(內容見下表)

翻查《香港碑銘彙編》的資料，發現這批善信的名字，曾出現在多個港島廟宇的碑記中，例如曾瓊記、吳順記、魏生利、鄧元昌、袁秀記、曾發記及刁伍記，就列名於光緒十年(1885年)〈倡建魯班先師廟簽題工金芳名碑誌〉，曾瓊記更列為建廟緣首之一，再加上碑內有廖和利塘及高萬順塘等採石塘的名字，可見這塊石碑與香港早期的建築行業有密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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