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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報、反情報與變革(上下)
情报、反情报与变革, 上下, 汪毓玮

從安全角度言，二十一世紀面對的是更不容易區分及定位之混合性威脅態勢，包含人工智慧、無人載具、大數據等在內之不斷更新科技在網路空間之彈性應用，新型態之網路情報的浮現，各國間諜作為較以往更靈活的變化且從來沒有中斷，國家行為者與恐怖分子、跨國組織罪犯等非國家行為者及其代理人之偽裝、混淆，不論是實體或虛擬空間亦均成為全天候承載攻擊之平台，導致支撐國家安全之情報與反情報已較以往遭受更大之挑戰。也造成情報理論之概念與假設不斷被檢證及相對應之實踐也不斷的受到衝擊，因而學界不得不重新思考是否有必要進行情報事務革命之論辯。而在此等變革之脈絡下，國家安全機制厥為首要改革之目標，並可見諸於各國之國家安全委員會及情報體制與運作之改革，特別是戰略反情報之重新設計且必須承擔更大責任，並聚焦於危機決策時情報必須有更佳的支援，而有助提出更好的政策及進而更佳的落實與有效率。同時，當作為國家特殊功能之情報與反情報不得不更多侵入市民社會而可能衝擊民權時，情報之人權與監督就必須發揮較過去更大之制衡功能，亦必須強化情報倫理，而避免過於遷就安全而終究傷害人權。且在國土安全情報企業之必然發展趨勢下，國家情報之國內途徑所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作為保護國家重大關鍵基礎建設運作一環之私部門如何能夠與國家情報結為更密切之夥伴關係，如何擴大公開來源情報等不同之情報來源，並能夠進行公私部門、情報與執法部門間之資訊分享，減緩內賊的破壞，強化企業之反情報努力，並充分發揮攻擊性與防衛性反情報之功能，才可能推動整合式之情報操作能力，並輔以虛擬情報圈之補充功能，而盼能夠逐步架構出完善且可以具體操作之情報與反情報安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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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義威脅及反恐政策與作為 （上下）

「九．一一事件」以來，以「伊斯蘭教律法」為治國訴求之「蓋達組織」等系列的恐怖主義團體，及目前在敍利亞與伊拉克占有部分領土之「伊斯蘭國」及其在全球各地擴張的分支勢力，不僅反對美國與西方民主國家，也視作為回教世俗政權代表的沙烏地阿拉伯、印尼等政府亦是要推翻的對象。甚至也以國旗標誌與中文歌曲，針對兩岸及華語世界放話要進行攻擊。且迄未因為美國領導之全球反恐戰爭而減低其威脅，也未見法國以「戰爭」來定位對該等組織之嚴打作為而彼等有示弱態勢。不僅持續在實體戰場上，也在網路空間上努力爭取更多的穆斯林支持與參與其所謂的「聖戰」。且不認同或讉責這些「新」恐怖分子的溫和伊斯蘭教領袖，也是他們要攻擊與殺害的對象。此外，被其激起的個人或是受指使的個人或是小團體之型態更趨多樣化，包括了「國際恐怖分子」、「外國恐怖主義戰鬥人員」、「本土成長暴力極端主義分子」、「本土成長恐怖分子」、「獨狼」、「單獨行為者」、「獨行罪犯」等之不同現象與本質，也挑戰了現有法律的適用性、罪刑認定與執法單位之反制能力。聯合國安理會已通過了多項反恐文書，期盼各國能夠有統一標準以共同處理此等威脅，已被攻擊的國家也制定了反恐專法或是修改了原有的反恐相關法律，而授權情治單位更多的先期預防與打擊能力；但同時也強化不能侵蝕人權的相關要求。且「反制激進化」已是各國努力的重點，並強調要從「戰術反恐」走向「戰略反恐」，期盼不要逮捕了一個恐怖分子卻製造了十個恐怖分子。而隨著兩岸之互動持續進行，恐怖主義威脅已是必須共同面對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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